调查称国内超8成公众担心献血被牟利

北京血液中心回应高校献血挂钩评优:非强制献血

  近日,国内多个省区市的血液储备纷纷告急。据《人民日报》报道,最严重的时候,云南昆明血液中心血液库存不足2万毫升,是应达库存的1/20。在北京,各大医院“缺血”情况几年来一直存在,用血量较大的手术多需患者家属“互助献血”。首都献血服务网近日滚动播出的“血情提示”显示,A型、B型和AB型3种血型红细胞均需要“紧急献血”。

公务员(微博)的特殊地位决定了这个群体在种种社会公共事务上的先锋模范作用。

昨日,有媒体报道,北京市卫生局下文要求,献血要纳入高校师生个人评优考核指标,今后,无偿献血要挂钩高校师生评优。对此,血液中心解释,献血与否并不强制,献血也不是评优的绝对化的唯一标准。近日,北京市卫生局发布《北京北京市卫生局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在首都高校开展无偿献血工作的意见》。其中提到,献血工作与志愿服务、大学生综合测评、社会实践学时以及党团组织争先创优活动相结合。在此通知中,特别提到“把无偿献血工作纳入对学校各部门、社团组织以及师生个人等评优考核的重要内容。”此消息一出,随即引发了市民及网友的质疑:“献血怎么能和高校评优挂钩?”“那些因身体原因不能献血的怎么办?”“搞到学校变得那么势利化。”“这种带着那么重的强制色彩的挂钩做法已经失去了自愿无偿献血的意义了。”针对质疑,昨日,市血液中心主任刘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做出解释。他明确表示,血液中心并不会强制高校师生献血,献血与否也并不是评优考核的绝对化唯一标准。他举例说,献血与在校期间参与社会实践一样,都是学生时期的经历,这或许在以后的就业应聘或在校从事学生工作中成为一种优势。”献血要与争先创优活动相结合,献血工作纳入师生个人等评优考核的重要内容”,只是其中的一项指标,既不是硬性要求,也不是唯一看重的。更多阅读北京规定高校无偿献血情况将与师生评优挂钩

  上周,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等,进行的一项题为“为什么血荒越来越严重”的调查显示(2083人参加),77.9%的人在关注“血荒”,76.5%的人表示身边无偿献血的人数少。受访者中,70后占41.0%,80后占23.0%,90后占1.7%。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郭长江在全国“两会”递交提案称,可在适龄的国家公务员中宣传动员捐献造血干细胞,以挽救更多血液病患者生命,密切国家公务员与人民群众的关系。

  献血容易用血难:56.2%的人表示缺少全国联网的献血信息系统

无独有偶,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聊城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菁也提出议案,建议国家公职人员除健康因素外,每年献血应不少于一次。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庆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太利也认为,应该把无偿献血上升为每个公民的义务,号召符合条件的国家工作人员每年要献血一次。

  调查显示,45.5%的人表示愿意无偿献血,37.7%的人“不愿意”,16.8%的人表示“不好说”。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建议引来不少网友应和。这不是舆论第一次呼吁公务员应成为无偿献血的先行者,今年1月底,北京市卫生局和市教委联合发文,将无偿献血指标与高校师生个人评优考核捆绑,消息一出,舆论质疑声浪四起。

  卫生部办公厅新闻宣传办公室主任邓海华2011年年底提供的数据显示,我国人口献血率只有8.7‰,低于世界高收入国家的45.4‰和中等收入国家的10.1‰,离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10‰也有一定的差距。

社会无偿献血的推动的确需要先行者。从世界一些国家无偿献血发展历程来看,要推动无偿献血,在完善的献血、用血制度之外,还必须有个先导群体,通过这个群体的积极行动,宣传社会互助精神,向公众诠释献血是每个人应尽的社会义务,推动无偿献血成为社会风尚。

  北京某韩企管理人员雷继良,从1999年开始,在天津、北京、河南、陕西等地献血多次,献血总计有3000毫升,还捐过造血干细胞。但最近几年,他很少献了。因为他了解到,各地的献血证不能统一使用。如果要用血,天津的献血证只有在天津才管用。这让他感觉以后亲属或自己免费用血很难真正实现。另一方面,一些关于血液中心的负面信息,也让雷继良觉得,对血液管理机构的运行缺少监督机制,让人担心这些机构会占用社会资源去牟利。

在我们这个拥有13亿人口的庞大国度,谁最应该成为无偿献血的先导者?公务员。我国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应履行义务中,第一条即“模范遵守宪法和法律”。而《献血法》亦规定,“国家鼓励国家工作人员、现役军人和高等学校在校学生率先献血,为树立社会新风尚做表率。”

  雷继良每次看到的献血者,基本都是学生、军人、打工者等,他感觉社会上有权有钱的人很少去献血,“这种现象也让人感到不平衡。”

公务员的特殊地位,也决定了这个群体在种种社会公共事务上的先锋模范作用。作为社会管理者,公务员掌握着国家行政权力资源,他们的政治、经济、法律地位以及社会关系等自然要与普通职业者有所不同。理论上,他们应该是这个社会的精英群体,不仅拥有代表国家行使管理社会的公共权力,还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既有实现政治抱负的目标,还应有“兼济天下”的远大理想。

  河南郑州某企业研发人员李志军夫妻俩,从10年前就开始献血,献了不下10次。2005年,李志军的岳母做手术住进了新乡市的医院。输了两袋血,花了几百元钱。按他们的献血量,应该可以全部报销。可是,手续太繁琐了。首先,得去医院开证明,然后去血站。由于他们户口在农村老家,要到县里开证明,还要去村里办手续。光医院和血站就相距30多公里。几趟下来,“腿都跑细了”。后来他就干脆放弃了,因为报销的钱还抵不过油钱和路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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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站的服务态度也让李志军不满。血站工作人员一听是报销的,就“爱理不理的”,和他来献血时的服务态度差异很大。还有一次,李志军和妻子一起去献血,结果人家只对B型血的妻子热情接待,对于O型的他,只说:“你这个不用!”这也让他一肚子气,“我又不是卖血,无偿献血还得求着人似的。”

  发生过几次这样的事情,李志军对献血也不太热衷了。他觉得,谁也不想家里有事,一旦出事,如果能省去路上的奔波就可以报销用血费用,也算是给家庭多一重保障,一定能刺激工薪阶层去献血。可是,献血容易用血难大大打击了献血者的积极性。“为什么不能实行身份证登记制度,然后全国联网?”

  造成血荒的原因是什么? 调查中,57.3%的人表示免费用血手续繁琐,人们缺乏动力。56.2%的人表示缺少全国联网的献血信息系统,献血容易用血难。50.5%的人直言,人们不愿意献血是怕免费用血的补偿机制无效。

  同时有48.2%的人认为是担心感染疾病。37.6%的人表示担心影响身体。32.8%的人表示“献血没有实惠”。13.0%的人表示“献血不方便”。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周子君,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过去献血在医院就可以,后来出于卫生规范和统一管理的需要,都由血液中心来做。这就在客观上造成了民众献血不方便,要献血只能去血液中心或几个固定的点。过去是有一些行政性强制,使血液供应能够保持稳定。实行自愿无偿献血制度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献血主体也变成了以年轻人和大学生为主,这就导致一到放假,这些人一回老家,就没什么人献血了。甚至气候也成为影响献血的一个因素,天一冷,大家不愿意出门,自然也不会献血。

  对于一些人担忧的影响身体健康,周子君表示,这大可放心。人体内的血液在进行新陈代谢的循环,经过一定的周期就要更新。很多人担心献血对身体健康有影响,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心理作用。从生理上说,刚献了血,身体是会有一些反应,但一两天就能代偿回来,不会有长期的健康问题。

  他说,现在用血都是在医院把单子填好拿到血站核算报销,中间需要一大堆手续。这完全是可以改进的。比如用电子方式,建立血站与医院之间的信息网络系统。要用血时,网络可以显示用血者或其亲属的献血信息。医院直接跟血站结算,不用让患者和家属来跑这个手续。

  调查中,25.5%的人指出目前血液采集渠道过于单一。24.1%的人认为患者涌向大城市求医造成区域性“血荒”矛盾突出。21.5%的人表示是医疗服务增长导致临床用血量增加。

  血荒反映信任荒:88.3%的人认为公众对义务献血信任不足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急诊外科主治医师赵承渊说,相对发达国家,我国民众献血积极性不高,原因是多方面的:一、对献血有害健康的顾虑(损伤身体,传染疾病);二、对血液管理部门不信任,认为无偿献血滋生腐败(有偿用血);三、在无偿用血报销遭受挫折后积极性受到打击;四、中医思想影响(血很宝贵),无私救助他人的社会风气尚未形成。

  “血荒其实是信任荒!当有人告诉你,你满怀爱心献出的鲜血被一些机构拿去牟利,你还会献么?只要不透明和不接受有效监督还在继续,我就永远不去献血。”一名民意中国网网友说。

  调查中,88.3%的人认为,血荒反映了信任荒,公众对义务献血信任不足。83.8%的人表示,人们不愿意献血是因为制度不透明,担心血液被牟利。

  赵承渊表示,一边是等待用血的病患,一边却是日益枯竭的血源。谣言的散播加剧了这一矛盾,造成的恶果显而易见。既然我国和其他多数国家一样施行无偿献血的政策,那么缓解血荒只能寄希望于政府、舆论和道德观念的转变。在此之前,身为无奈的医生,所能做的也只有尽力传播可靠的专业知识,以期澄清某些误解。

  对于很多人质疑的“为何献血无偿,而用血却要付费”,赵承渊说,这实际上是国内外通行的做法。例如同是无偿献血的美国,一个单位悬浮红细胞(200ml)的收费大约为220美元,这当中包含了医院的检验费用,血液提供部门的储藏、运输、人力成本等等。因此,以无偿献血为理由要求用血免费是不合常规的,除非国家能够承担血液处理过程中的全部成本。

  而对于一些人担忧的“感染风险”,赵承渊说,当前国内所使用的采血用具均为一次性使用,不存在过去卖血时代的黑箱操作,因此由于献血而感染疾病的风险可以忽略。而经献血点采集的血液,要经过严格筛查除外感染性,方能用于临床。不符合标准的血液将被废弃。经过重重检测,虽然不能百分之百地规避受血人的风险,但输血的可靠性较之过去也已有了非常大的提高。

  “公众的信任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周子君表示,中心血站和采血点基本都是公益性机构,是非营利的。因此完全可以把血站的财务状况以及用血情况向社会公开,用了多少血、用于什么途径。信息不公开,谁也不知道自己献的血去哪儿了。到底是真正用在病人身上还是被人牟利了,这些问题不搞清楚,肯定会影响公众的献血行为。

  调查中也有不少人提出,临床用血浪费严重。57.2%的受访者表示不献血是担心血被滥用。

  福建省福清市中医院内儿科住院医师张祖德告诉记者,现在医院对医务人员临床用血管得很严。没有输血指征,是绝对不能用血的。要给一个住院病人输血,要填一个申请单,经过上级医生、科主任和血库负责人三级审批通过,才能输血。而且现在医务人员也是能不输血就不输血,因为输血是有风险的,有时要比失一点血的风险更大。因此,大家不用担心滥用的问题。

  “大家都不献血,最终遭殃的还是我们自己”

  如何解决血荒问题?调查中,77.5%的人建议,血液使用情况及相关信息向社会公开,接受公众监督。70.8%的人希望建立全国统一的献血亲属优先用血平台。68.8%的人表示要改进献血者免费用血的激励机制,建立无偿献血长效机制。66.8%的人希望采供血机构做到运行规范透明。

  北京市民刘冬英希望,建立长效献血与用血机制,将个人献血与医保卡相统一,按照献血多少,给予就医时优先挂号等优惠政策。

  天津市民张凯说,要让公务员带头献血,大家看得见了,就会有动力。不能总是学生、农民工献。

  江苏南通市民钱汉林认为,无偿献血其实等同于见义勇为,能反映一个人的优秀品行。在提倡无偿献血的同时,应该进行有示范性的精神鼓励,显示一个人的社会价值。他建议,可以设计一种五色手环,作为荣誉的象征和用血的凭证。无偿献血一次就单色,献血两次为两色,依此类推,无偿献血5次以上为五色。每年公示手环发放数,其实也是对无偿献血量进行公示。

  据《京华时报》报道,北京市卫生局近日表示,在推动团体献血量与地区精神文明考核相挂钩工作的同时,无偿献血情况也将作为高校师生评优考核指标。

  本次调查显示,对于将献血与评优考核挂钩的做法,仅20.8%的人表示赞成,认为“能有效提高献血的动力”。70.9%的人反对这种做法,认为“违反了‘无偿’的应有之义”。

  “很多事一与名利金钱挂钩,就变了味儿。如果因为我无偿献血而给我评优,我宁愿不接受。” 李志军说。

  张凯认为,献血宣传的不真实和不诚恳,造成了民众对献血机构的不信任。献血机关总以献血对人无害来鼓励民众献血,他们低估了大家的智慧和觉悟。大多数献血的人绝不是因为对自己无害而去做,而是怀着对他人的巨大善意才去做的。

  调查中,28.6%的人认为无偿献血的理念还未在公民中广泛传播。

  周子君在美国时经常看到,红十字会等组织向居民宣传献血。他认为,献血宣传不能只说那些“虚”的,得针对献血者的顾虑进行宣传,并对影响民众献血的问题进行改进。如有的献血者觉得献血点少、不方便,有的人觉得用血时手续太繁琐,有的人则是对血站的信息公开不满意、产生不信任感。血站就得有针对性地加以改进,以消除公众在这些方面的顾虑。

  赵承渊说,消除误解、打消顾虑是科普人士和专业人员义不容辞的责任。针对血荒,除了要求医务人员努力“节流”之外,“开源”才是彻底解决之道。献血是一项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举动,抵制献血的行为非但无助于解决社会弊病,反倒会将期待救命血的患者推入更深重的痛苦中。

  “无偿献血是道德情操的体现,能够最大限度避免以牟利为目的出卖血液,减少‘血头’、不规范采血等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他呼吁大家,如有机会条件合适,能献就献吧,这是做好事,不应本着求回报的心理去做,“大家都不献血,最终遭殃的还是我们自己”。

  调查中,36.1%的人建议采用新技术,延长血液保存时间。30.3%的人表示要建立献血网络平台,开展网络预约献血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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